放进去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带推拉门玻璃的茶具柜就没地儿了。

但与那些仍旧没有分上房的人相比，杨力新已经深感满足了。

唯独使他感到不太适应又有些为难的，是新生活里未免充斥着一些忐忑仓皇的色彩。

要知道，住在筒子楼里，生活中大部分的隐私和习惯只能暴露在邻居的视野中。

谁家的事情，别人家很快就知道了。

大家都没有特别的私密，关起门你睡觉，开门每家可以穿来穿去。

纯属巧合，这一年上映的电影《邻居》，恰恰就反应了社会住房紧张的矛盾与现实。

同时也对在这种内部有着长长的走廊、厕所、水房、厨房公用的筒子楼。

一家一盏灯，一户一个水龙头，一个电表的生活方式，有着比较详实的体现。

这就让这部电影成了这一个时期国人生存形态的一种另类记录。

使得日后的人们，对多户人家聚居在一个大楼道里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仍旧有据可查。

但说句实在话，即使是这样的筒子楼，也不是最差选择的解决方案。

更多的分房无望的老百姓，只能在1976年地震棚的基础上想办法。

就像鸟儿“絮窝”一样，继续搭盖起各种材料、各种样式和各种面积的小房。

朝向东南西北不拘，三角形、梯形，什么都有。

各房之间的过道儿，只要能将将推过一辆自行车去，邻居就不说话。

“杂”是必然的，甚至就连这样的情况也分三六九等。

有人运气好，院里地儿还大，有地方接房、改房。

靠四处捡来的砖，先下手为强，弄好了能弄个够高够规整的二十平米。

可跟着后面的人，所以面临的条件必然因此而变得越来越艰巨。

有人想尽办法，最后也只能凑合盖出个八平米、石棉瓦顶子的“陋居”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