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吧！

胡楚元默默的在心里寻思，他想到了第一个耶鲁大学的华人法学博士容闳……凑活吧！

他也想过，自有史以来，中国最杰出的教育家只怕就是孔子，很多年后有个蔡元培，其余人都一般，仿佛中国最不擅长涌现的就是教育家。

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这倒是出来一大堆，其实，只要多出几个教育家还会出现那些问题吗？

教育啊，这个民族到底怎么了？

胡楚元越想越不舒服，不再多说什么，和中村正直告辞，拿着那个一千日圆买来的青花执壶离去。

回到会馆，胡楚元二话不说，让潘丽美再将森有礼的著作——《日本教育问题》重新口译一遍。

森有礼，明治六年成立明六社，被誉为维新以来最具远见的教育家，正是这个人制定了日本新式教育的纲要和基础，曾担任日本外交公使，因日本入侵台湾一事和李鸿章有过交手，迫使李鸿章在协议上签字，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

正是这一次被称为“牡丹社事件”的事情中，森有礼意识到清政府比他预想的更加无能堕落，开始逐渐偏向军国主义，并和伊藤博文一起奠定了向远东扩张的日本国策。

他的名言是——再伟大的事业也需要一步步的去实施。

多好的一句话啊。

胡楚元心想，击溃你们虽然不算是什么伟大的事业，可也要一步步的实施。

在他看来，日本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确实是有其原因的，可即便如此，它也仍然是脆弱的，有着很多的弱点可以袭击。

不久，王懿荣也回来了，可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在旁默默的听着。

等潘丽美口译完，胡楚元在心中的思索也逐渐清晰，自己提笔开始写一篇《论民族的教育》，在这片文章中，他将教民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次是培育民族的精神和志向，第二层次是培育民众的意志和品质，第三层次才是培育民众的能力和知识。

他相信，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可怀疑的真理。

所以，教育最大的敌人就是树立不可怀疑的权威。

他认为，只有教育才能改变一个民族，才能塑造一个强大民族，也只有一个强大的民族才能缔造一个强大的国家。

将这篇论文写完，胡楚元就和王懿荣讨论，王懿荣却道：“东家，我不敢说，亦不敢想，只能当是没有听到，可我却也觉得东家所说所想恐怕是正确的。”

听他这么说，胡楚元就知道他终究是受儒家思想的限制，就不再多说，让潘丽美将这封信抄录一份，封好之后寄给容闳，并希望容闳能来杭州和他见一面。

容闳正在美国负责清朝留**童的事，通过清朝廷驻美大使陈兰彬就能联系到。

以后知道了具体的地址，来往信件就要容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