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浩司走了，潘容也走了，沈富荣和王懿荣还在他们的房间里研究那些古籍、瓷器，胡楚元一个人在房间里盘膝而坐，自斟自饮，悄然在心里盘算着整个局势。

就他这些天的观察，日本虽然在整个经济局势上没有明显的好转，甚至因为前十年的洋跃进，导致政府欠债累累，可有一点，日本政府做的非常好，也为日后的飞速发展做好了准备。

1872年，日本颁布新的《学制令》，开始向西方的教育制度转变。

日本早期在外留学的那些人已经陆续回国，并在各地兴办起私塾和义塾，情况虽然混乱，各所学校都使用不同版本的自译教材，但已经能够为日本培养新的人才。

森有礼、中村正直、福泽谕吉、六木乔任、近藤真琴、新岛襄……分别为日本奠定了大学教育的根基，这些人后来也被称作明治六大教育家。

中国也有留学生，大约在1881年开始回国，却留在各部府衙门做吏员，而不是利用自己的所学兴办教育，这大概是两者的第一个差别。

福州在日本经商的华人大约有六千余人，也有一些像潘丽美这样的年轻人在日本义塾就读，可他们大体是不会回国的。

几年后，十几年后，他们就会在日本生活下来，娶妻生子，成为侨民……直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

日本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对手。

不仅要击败日本，还要踩着日本的尸骨向上攀登，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列强。

这就是胡楚元这些日子来的领悟，他决定，就算资金再紧张，他也要拿出一笔钱在唐街兴办一所唐人义塾，为中国培养西学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