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俊义做了许多超越时代的创举，军队编制、军衔制、严肃军纪，搞来搞去，心中还是不安，喊了那么多口号，每天让各级政委做宣讲会，让政治部宣传处做宣传，似乎效果并不太够，跟后世那个不怕艰难不怕牺牲具有世界第一的战斗意志的军队相比，面前的梁山义军差距还很远。究竟这个古代军队和现代军队差距在那里呢？

纪律只是外在表现，靠卢俊义自己言传身教和以身作则也只能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日后招募更多的军队时，征战更远的地方时，纪律靠什么来保证？靠外在的宣传和刑罚是远远不够的，军队纪律的来源应该以内在为主，外在为辅。内在是什么？是信仰。

一个军队没有信仰，没有一个为之可以拼命牺牲的目标，一时半时维持起来的纪律是不会久长的。后世的革命先烈击败日寇、白军、美军、越军、印度军，几无败绩，靠的就是有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的信仰，大家觉得有奔头，才会听话（有纪律），才会拼命（舍生取义）。

当年的天平天国自天京之乱以后一蹶不振，不是因为死了一些将领，而是洪秀全自己带头摧毁了自己的建立的宗教信仰。依照太平天国当年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宗教就是邪教，但邪教信仰也是信仰，所以早期太平军在同样的文明，同样的装备，同样的训练条件下能够狂踩八旗和绿营，甚至能够在军事天才石达开的带领下击溃曾国藩的湘军。但是天京之乱证明原来这个宗教信仰就是一群野心家编造出来的忽悠下面的人为他们卖命的，太平天国的信徒们都不相信了，太平军的士兵们也没信仰了，结果尽管有天纵奇才陈玉成、李秀成试图力挽狂澜也难以挽回溃败之势，一代英才石达开兵败大渡河。

另外卢俊义特别研究过近代的西方民主国家为什么嚣张那么厉害，除了坚船利炮火枪外，他们还有什么法宝呢？答案很明显，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

民主国家之所以会成为世界近代以来最疯狂的侵略者，世界几乎所有大屠杀的刽子手，就在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并不是建立在大众政治基础上的人民民主，而是建立在集团政治基础上精英民主。虽然集团政治的精英民主较之于集权政治的个人独裁的确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是这种历史进步仅仅限于对信仰基督教的白种人而言，因为集团政治比集权政治具有更强大的战斗力，能够保证白种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殖民战争中成为殖民者而不是殖民地。

建立在集团政治基础上的精英民主模式，特别适合信仰基督教的白种人社会，借用那句时髦话来说就是，精英民主是具有白种人特色的基督教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基督教统一的价值观，形成了国家统一的行为准则，对富人穷人同样具有约束作用，消除了集权国家多套行为准则的内乱根源，使国家成为强大的统一整体，并保证了屠刀始终对外。这就是纳粹德国残杀犹太人却没有残杀日尔曼人，纳粹美国残杀印第安人却没有残杀白种人的原因。所以，西方国家内部采用什么样的政治模式，只会影响和改变其国内政治斗争的状况，绝不会改变对其它国家的征服和屠杀。

正是近代基督教国家屠刀始终对外的民主制度，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纷纷走上西化道路，结果是失败者多，成功者少。原因就就在于西方民主的前提必须是具有统一的国家信仰，而深谙此道的西方国家为了巩固其世界统治地位，总是打着信仰自由的旗帜，率先打掉对方国家的统一信仰，把对方变成一盘散沙。这就使绝大多数落后国家的西化道路一开始就陷入了悖论陷阱：西化越彻底，就越是偏离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就越是成为不堪一击的一盘散沙，就越是陷入无休无止的动乱纷争中难以自拔，最终除了做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庸之外，没有其它任何选择。

世界近代史上中日截然相反的西化命运就是典型。中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西化结果，就是百年战乱，几乎亡国灭种。日本则是按照西方基督教的上帝模板科隆出了一个天皇，拥有了国家的统一信仰，从而成为极少数真正走上欧美国家发展道路的非基督教国家。

想明白这些问题以后，卢俊义决意先成立一个教派，一个中国式的基督教，当然肯定不是搞洪秀全那一套信上帝教。不过洪秀全搞的那一套还能吸引那么多信民，卢俊义即将要搞的宗教效果会更好。要想建立一个吸引人参加的教派，既要与众不同，也要有中国特色。

看看宋末宋境内有什么宗教，儒教、道教、佛教是三大教派，另外还有方腊的摩尼教，女真的萨满教，开始传入中土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婆罗门教和犹太教也已经传入中土。

但是除了儒释道三家，其他的不足为虑，包括方腊的摩尼教，真正信奉者也不过百分之一。真正要想让教派发展起来，就要从儒释道三家的长处分析，取长补短。

儒生一般讲究子不语鬼怪乱力神，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信奉那种神格宗教。而且他们信奉孔子的根本原因是这样能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很多儒生天天读儒家经典，内心深处却不相信它，那些儒生有对广大的平民百姓“仁”和“礼”过吗？他们只对外族凶猛势力和上层势力讲仁和礼。搞这种信奉者根本不信的宗教，是中国的悲哀，很根本的悲哀。

佛教，这个宗教究其内涵，还是很有深度，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凡俗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个悟性，他们领会不到佛教的真正要义，只能被佛教外表的消极思想给侵害住，而且大部分中国人信奉佛教讲的就是“临时抱佛脚”，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真的信奉佛教的。不单单是中国，其他非常信奉佛教的国家现在都落后的不像样子，看东南亚那些小国。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坏多于好，不仅仅是在思想上麻醉约束了普通民众，而且它这个组织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也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像南北朝时期和唐朝中后期，寺院恶性膨胀，寺院占尽名山良田、不事生产，既没有产出也无法流通，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占有和浪费非常突出。其在唐代和武后时期，本当艰苦修为、清静无为的和尚们坐拥大量地产，成为大地主，富甲一方。《旧唐书》中形容当时情况道：“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当时平民面临苛捐重税，没有田地耕作又无处谋生，很多选择了出家一条路，因此寺院人员闲散冗余状况也相当厉害，甚至到了要耕田的时候没有劳力、要打战的时候没有兵源的地步。佛教的兴旺鼎盛与萧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公元六世纪，北周灭北齐后立即推行灭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数，有三百万僧尼还俗。这个数字是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时期强迫还俗的僧尼也有26万人，数千万顷的良田被收缴，拆掉寺庙4600所，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和生产财富凭空得以成倍增加。不仅如此，佛门还是特权集中之地。北魏镇压盖吴起义的时候，在一所佛寺里发现大量的兵器，又发现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以及“私行***处所。这给了魏太武帝暴力灭佛的借口，“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令“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唐代开国时立下一个规定，进入佛门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军被击溃后就往寺庙里躲。“安史之乱”期间，郭子仪与当时的禅宗神会达成协议，默许后者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因此数量失控。种种内乱外患，致使一个本应与世无争、良性运作的宗教组织不断异化，变成了社会肿瘤，非但独立于政权之外，还与世俗社会的利益相冲突，令统治者欲除之而后快，终于招致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