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于一九零三年，公费去往日本留学时，曾亲眼看见日本由虚张声势的衰弱，在获得中日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后，飞速的发展与强大。

所以，自中日两国对抗开始，便不认为中国可以战胜日本。汪精卫曾有言道：“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所以，汪精卫自一开始选择的路线便是对日本人妥协。

至此，便牵出一个历史性的谜团。当年汪精卫在重庆，在由戴笠的军统无孔不入的重庆，是如何做到联络日本人而不被发现的？又是如何顺利离开重庆的？军统连自己人都有例行监视，为何单单漏掉了汪精卫一人？而汪精卫在离开重庆时，又为何给蒋介石留书道“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

而在《李宗仁回忆录》中，又为何会说——“说一句公道话，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他投敌后，向与其渊源最深的将领，也未尝作片纸只字招降，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黄琪翔。大义所在，汪氏也知道自我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