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粟离开惠州也有半年左右了，但还是会有音讯互通。

何文运何振父子已经完全介入了商贾圈子。

起初何文运对儿子何振行商非常反感，但后来因为钟粟的介入，何文运的想法被强行扳弯。

当初他还有些埋怨钟粟，甚至想过要寻机报复，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到了现在，他心里对钟粟只有感激。

儿子就不是参加科考的料子，脱盲后那些只是已经够用。

加上何振在用人和经验上也算是有一套，再有钟粟的点拨，已经完全能够独当一面。

其实现在何振的商业眼光，即使来汴京做生意，也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只不过何文运在惠州，也必要刻意去汴京。

他现在在惠州的几处产业，有些算是和钟粟合营，有些属于自己独资。

可不管怎么样，他知道自己能够有今天，钟粟对他有提携之功。

何文运身为知府，虽然大宋原则上不允许朝廷官员经商，但实际上这样的规定形同虚设。

比较朝廷明白一点，纳税还得从商业里出，官员参与了经商活动，反过来照样为朝廷做贡献。

所以就出现了明面上禁止，但私下里鼓励的有趣局面。

就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也对商业非常肯定。

朝廷的收入无非就是钱和粮，农业产粮，商业生钱。

没有商业的支撑，大宋政府也会倒闭。

加上大宋连年对付西北边患，还有所谓的岁币这些，不搞商业自然是不行的。

正因为这样，大宋哪怕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会不失时机的搞点投资。

可皇帝投资也未必就稳赚，据说宋神宗就干过赔本的买卖。

宋哲宗本来也未必能好到那里去，但他运气好，碰到了钟粟。

而且他的投资基本是以股份的形式存在，钟粟的生意怎么也不会出现赔本的情况。

就算是下一代皇帝宋徽宗，都已经被钟粟早早拉下水了。

在钟粟看来，皇家是无情的，如果用利益来捆绑，反而是最可靠的。

现在惠州的何文运和何振也明白这个道理，虽然钟粟不在，但他们却不会因此而贪墨了钟粟的利益。

他们也明白，钟粟在岭南可是有尉迟恭铭这个大人物暗暗撑腰的，自然也不会傻到乱来的。

尉迟恭铭的商业帝国到底是什么体量，别说何文运不清楚，就连钟粟都不知道。

钟粟也只是通过老许那里有过一番猜测。

不过有一点他却可以肯定，那就是尉迟恭铭有一套强大的情报系统。

这套系统收集到的数据，不仅仅是商业范围，很可能还和朝廷的官员升迁、政策调整之类有关系。

所以他从来都能做出预判，即使调整自己的经营情况。

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尉迟恭铭的这些情况，别人只能是做一些猜测，却没有任何证据。

在加上尉迟恭铭为人极其低调，所以几乎不会被人盯上。

不过何文运还是比较识时务的，自从涉足了一下商贾圈子，他很快便看出了一些端倪，也对自己有了自知之明。

儿子何振的商业头脑不错，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干预了，还不如把一切交给儿子，自己安心当知府算了。

正因为这个，何家对苏东坡这些人，甚至对詹范，都非常看重。

至于东江楼的一顿酒饭，又能值几个钱，钟粟的人情恐怕很难还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