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这么一想，由于胥吏被举荐的资格掌握在县令手里，又有了地方上的收入，与地主恶霸勾结的可能性确实小了许多。”

范仲淹觉得赵骏给出的东西还挺像那么回事。

“但也就是一时有用吧，这样县令就掌握了地方胥吏的上升通道，势必造成县令对这些人有极大的影响力，若是那些地主恶霸转头勾结地方县令，那危害就更大了。”

赵骏摇摇头道：“所以高级官员一般五年一任还是不能套在州县的下级官吏身上，就以三年一任比较好。三年一般也能做出成绩，且和地方牵扯没那么深，通过地税和胥吏考核，希望大部分地方县令把握住机会，铲除地方毒瘤吧。”

“那监管呢？县令本来就很容易被胥吏欺骗，如何能监管得到胥吏？”

范仲淹又反问。

“农会。”

“农会？”

“不错。”

赵骏说道：“各县应该组织清点每县具体人口，乡镇分布情况，以村庄距离为界，允许村民组织农会。农会成员必须是只有一户拥有二十亩土地以下的中农、贫农以及雇农组成。”

“它的作用是什么？”

“自然是帮助地方官府监管地方，间接达到监督的作用。”

“你这就扯淡了，先不说农会听不听地方官府的命令，万一百姓拉帮结派，岂不是更容易出现起义的状况？”

范仲淹表达了不满。

古代社会权力不下放到基层，而是由地方乡绅、地主、宗族管理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让百姓自治，一旦天灾年月，那么多百姓聚众抱团，很容易造成起义。

所以这个策略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然而赵骏也有理由的，他说道：“这是我根据实地考察出来的结果，我发现地方上百姓的积极性还是非常高，只是受到的束缚太多，生产力提升不上来。”

“若是组建农会，农会直接对地方官府负责，可以看做是乡政府，拥有一定权力，如果乡里出现什么问题，农会应该积极参与管理，并且报告给官府，就非常有助于官府对基层的把控。”

“像争夺水源、村寨械斗，就能够通过农会和官府进行协调。另外由官府与农会共同组织合作社，官府收购农民手中多余的农具、牲畜、粮仓等，充当公共农具共用来释放生产力。”

“农会组建后，农民互相帮扶，互相救助，这样也能增加生产力，提高工作效率，我个人认为是一举多得的办法。如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再商榷吧。”

其实这个办法除了是赵骏自己考察地方农民百姓认为可以做的以外，还有这也是后世我军在根据地的办法，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但拿后世的办法套在古代，有些可能用处比较大，但有些就不一定能实现，甚至可能起到反效果。

范仲淹还是摇头说道：“你虽然下了基层调研，可你毕竟没有长时间在古代农村生活过，有些太过于想当然。虽然你批判乡绅、地主、宗族管理是封建糟粕，但至少在这个时代，有它存在的理由。”

“那你说说吧。”

赵骏并没有反驳，因为确实如范仲淹所说，他调研归调研，但并没有在古代农村生活。

范仲淹解释了一下情况。

很简单。

古代农村其实是个比较封闭的社会，有它的一套基层运行逻辑。

也就是乡绅、宗族和地主体系。

范仲淹认为，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标准，就强行打破这套逻辑，让官府试图插手基层制度，最后造成的结果可能就非常危险。

比如说通过农会确实限制了一定恶霸地主，但如果官府无法与农会达到亲密协作的地步，那么农会自治权利扩大的结果，就会是农会取代原有的乡绅、宗族和地主体系。

听范仲淹这么一分析，赵骏也觉得自己考虑得有些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