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郭康那个时代，汉语就经历过“文白分离”。但这个过程并不像字面上这么简单，而是充满了各种有意无意地曲解，想当然的脑补，和生拉硬扯的暴力论证。

最早正式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民国年间著名的大师级人物——胡适。他的理论来源很简单直白：欧洲人用各地的口语书写，取代了拉丁语这种死语言，所以中国也应该用口语化的“活文字”，也就是白话文，取代已经是“死语言”的文言文。

很容易就能看出来，这套理论里，文言和拉丁语是对应的角色。

但是，欧洲的传教士们，却早就有不同的意见。在他们看来，作为整体的汉字，才是和拉丁语对应的。他们认为，在东亚，汉字实际上是一种等同拉丁语的“国际语言”，不管文言还是白话，都是如此。很多其他国家的人，就算不会说，也能写汉字，乃至直接借助汉字相互交流。这就是个很明显的例子了。

所以，在欧洲学者看来，文言和白话，都属于“通用语”范畴，是一种“神圣的无声语言”，维系着庞大的帝国。各地的方言，才对应欧洲的地方口语。

同样，在民国文人的话术里，白话文虽然被称为下层的、非正式的语言，但它的历史并不短暂，文化积淀也非常丰厚。胡适后来自己都承认，他们对于白话文的作用，远不如但丁、薄伽丘之于意大利语，或者莎士比亚之于英语，谈不上后面几位这样，开宗立派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看，新文化运动的结果，也和欧洲的文化运动截然不同。

这其实才是给郭康最大启发的地方：现在汉语固然和军事息息相关，但哪怕去军事化、通俗化，这种白话式的罗马汉字体系，同样是可以延续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