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密尔顿表示她习惯了这些总是利于厂方的调查报告，根据以往经验，只有己方亦在权威媒体和医学期刊上发表内容详实、证据清晰、同时具有学术和法律说服力的文章后，才能让斗争出现转机。

她会先去着手调查，先调查死者，再调查活着的受害者，但有两件关键的事情需要范宁去做：

其一，范宁需要尽量排查是否在其他地方还存在这种生产线。因为目前唯一已知的生产线已经停产，导致没法开展比“做实验”更具有说服力的“现场病理学调查”,  而以前调查重金属或化工行业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其二,  范宁必须弄到一定量的那种未知物质的高纯度样品。因为涉事怀疑物质几乎没了,  当时几人的确下了命令缴获现场的颜料，但战斗打响后，警察们优先在安全转移劳工，很多颜料罐被砸毁了，罐子本身又只有瓶盖大小，凑在一起也没多少，而其中的有效成分更是浓度极低…

至此这件事情的谈话进展就圆满结束了，看到两人有身份背书，又是在真心探讨问题，哈密尔顿女士的态度也逐渐和善起来，并表达了对于他们关注工人职业卫生领域的感激。

范宁看此时尾声的气氛较好，于是询问了当年维埃恩去世之后，她出任那家“城市精神病人委员会医院”的经历，并斟酌着表达了自己对于医院改建竣工后又匆匆被叫停的疑惑。